求是网专访: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2019-04-28 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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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定意义上看,农村消费和投资潜力挖掘得如何,农业剩余劳动力释放得如何,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基础设施、劳动生产率差距取得的进展如何,对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究竟是多少、经济增速的“均衡点”究竟在哪里有直接的影响作用。

  ■问题在于,面向未来,我们在继续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将会遇到重大挑战。从全社会对粮食的需求看,峰值远未到来。

  ■“中国特色”,就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制度条件和资源禀赋特征;“新型”,就是要彰显时代特征,紧跟世界农业发展新理念、新趋势,运用最新科技成果。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应该是集体优越性与个人积极性“双结合”的道路,

  ■从现在开始,在农业现代化中“人”的问题上,我们应该两手抓:一手抓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为留在农业的劳动力扩大经营规模创造条件,一手抓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为农业现代化培养一批中坚力量。

  

  求是网:2015年第4期《求是》杂志刊登了李克强总理2014年12月22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文中提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既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也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总理所提的“意义”“困难”分别是什么?

  叶兴庆: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农村比重大和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的发展中大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乃至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看待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性。比如,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较高,保持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和农产品市场供给充足,有利于控制城乡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又如,我国城乡差距较大,促进农村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但在当前形势下强调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应该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和现实针对性。我体会,李克强总理之所以强调“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主要是因为这有利于为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提供支撑力量。

  第一,在新常态下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需要继续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包括需要进一步挖掘农村消费潜力。虽然目前我国整体而言居民消费增长速度明显下滑,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明显,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很大。2014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长速度为7.5%,其中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为5.8%,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为10%。从绝对值看,2014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分别为19968元和8383元,农村居民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很多在城镇已经饱和的消费品在农村还有很大市场。把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释放出来,可以把新常态下的全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速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

  第二,在新常态下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需要继续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包括需要进一步挖掘农村投资潜力。目前农田水利、农产品仓储等农业基础设施仍很落后,农村道路、饮水、环保等公共设施条件仍然很差,农民改善住房和村庄人居环境的意愿非常迫切,这些领域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潜力。把农村的这些投资潜力释放出来,可以把新常态下的全国投资增速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

  第三,在新常态下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需要继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包括需要进一步提高农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我国过去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要素投入总量的增加和配置效率的提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部门的转移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新常态下,固然需要靠科技、管理等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也需要继续挖掘部门间资源再配置所蕴藏的传统效率源泉。2014年我国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2%,与发达国家通常在1-2%的水平相比,差距在缩小。但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仍然高达30%,与发达国家通常在2-3%的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无论与GDP占比相比,还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比都太高。尽管我国已于2004年前后迈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继续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仍有较大空间。在新常态下继续释放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利于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总之,从一定意义上看,农村消费和投资潜力挖掘得如何,农业剩余劳动力释放得如何,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基础设施、劳动生产率差距取得的进展如何,对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究竟是多少、经济增速的“均衡点”究竟在哪里有直接的影响作用。

  我国粮食产量已实现“十一连增”、农民增收已实现“十一连快”,从这个历史起点出发,进一步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确实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从农业投入品看,使用化肥和农药有利于提高农业单产水平,但我国单位面积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已分别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3.6倍和2.5倍,大大超出合理使用量,边际增产效果明显下降,今后不能再靠增加化肥和农药使用量来提高农业产量。从资源环境看,抽取地下水扩大农业灌溉面积,开垦湿地、陡坡土地种植农作物,利用重金属污染耕地生产粮食,增加了当下的农业生产,但对生态系统带来严重破坏、利来国际最老牌的。给农产品质量安全埋下重大隐患,今后不仅不能再靠透支资源环境来扩大农业生产,而且要把超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农业生产退出来。从支持措施看,逐年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和重要农产品临时收储价,逐年加大各类农业补贴力度,调动了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但我国主要农产品的国内价格已全面超过国外进口农产品的交易价格,与生产或贸易行为挂钩的“黄箱”支持力度已接近甚至超过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承诺的上限值,“天花板”封顶效应开始显现,今后继续靠提高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价、增加各种补贴来刺激农业生产的空间明显收窄。从经营方式看,“家家包地、户户种田”曾经使农业生产潜力得到充分释放,但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向外转移,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农业副业化、农户兼业化日益严重,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农产品生产的人工成本难以降低,今后继续靠小规模兼业经营农户提供更多商品农产品的潜力已非常有限。

  求是网:粮食安全历来被世界各国视为重要的战略问题,李克强总理在这次讲话中也四次强调这一问题,甚至做了“粮食安全这根弦不能放松,否则粮食生产一旦出现大的滑坡,好多年都缓不过来”的表述。尤其是自2004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11年出现农产品贸易逆差。在您看来,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究竟面临哪些新的机遇与挑战?

  叶兴庆:这些年来,我们在发展农业生产、保障市场供给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8年过万亿斤,也已连续2年超过1.2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明显提高,国家粮食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目前我国在粮食上面临的突出矛盾,不是数量不足,而是库存压力过大,国家按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价收购的粮食大量积压,难以顺价销售出去,给国家财政带来很大负担。正如李克强总理指出的,“在粮食问题上,首先要算好安全账,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但也得考虑经济账,并不是越多越好”。

  问题在于,面向未来,我们在继续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将会遇到重大挑战。从全社会对粮食的需求看,峰值远未到来。粮食需求峰值取决于人口、城镇化、收入水平三大因素。我国人口峰值还未到来,未来人口总量将继续增长,多一个人就多一张最要吃饭。我国城镇化峰值还未到来,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人从农村迁移到城镇,自给性人口不断减少、需要购买粮食的人口数持续增长,对粮食供给保障体系的压力不断加大。我国城乡居民动物性食品消费峰值还未到来,尽管随收入水平提高口粮消费在减少,但对动物性食品的消费在持续增长,中国人对饲料转化率低的猪肉消费尤为喜好,人均粮食直接和间接消费总量将持续增长。根据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这种随收入水平提高而出现的膳食结构变化,将持续进行到人均GDP约2万美元时才会停止。从粮食生产发展看,技术潜力大,经济潜力和环境潜力小。目前我国中低产田比重较高,通过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潜力还很大;主要粮食作物(特别是玉米)单产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通过提高单产以增加粮食总产的潜力也很大。很多人正是从这些角度出发,认为我国未来粮食增产潜力很大。但要看到,这种潜力只是技术上可行的潜力。要把这种技术潜力变为现实生产力,关键在于经济上是否合算、生态上是否可持续。目前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成本已经超过主要出口国的生产成本,而且我国粮食生产成本上升的势头还很强劲。在成本抬升、价格封顶的双重挤压下,留给我国粮食生产者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固然国家可以通过加大补贴力度为粮食生产者争取到较大的生存空间,但很多补贴手段要受“黄箱”政策的限制。很多地方在前期的粮食生产发展中已经严重透支资源环境,继续挖掘粮食增产的技术潜力,会加剧这些地方的生态赤字,是不可持续的。从经济潜力和环境潜力的角度看问题,我国粮食生产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面对这种严峻局面,中央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目标和“以我为主、立足国内、提高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新战略。这为我们在新形势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开拓了视野、拓展了思路。最突出的是:第一,“保”的范围有收缩。按照传统粮食统计口径,我国粮食自给率2013年已经下降到88.7%,但这主要是由大豆进口快速增长造成的。继续沿用包括谷物、豆类、薯类在内的宽口径计算粮食自给率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符合我国粮食安全工作实际情况。从笼统地要求粮食基本自给收缩为“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有利于集中资源保重点。第二,“保”的途径有变化。首次提出将“适度进口”作为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国内产能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广辟粮食进口渠道,会使我国粮食供给更加可靠、市场更加稳定。

  求是网: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方向,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最有效方法。李克强总理在这篇讲话中提出要把握“中国特色”和“新型”两个要求,“农业现代化不能一个模式齐步走”,这在实际过程中如何把握?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与欧美等国相比有哪些特别之处?

  叶兴庆: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李克强总理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和“新型”这两个基本要求。我理解,“中国特色”,就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制度条件和资源禀赋特征;“新型”,就是要彰显时代特征,紧跟世界农业发展新理念、新趋势,运用最新科技成果。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应该是集体优越性与个人积极性“双结合”的道路,发挥集体在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牵头作用,调动农户生产经营积极性;土地产出率与劳动生产率“双提高”的道路,继续发挥农业精耕细作、集约经营的传统优势,又积极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业机械化,使更少的人种更多的地;应该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与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双增强”的道路,既充分释放农业资源的生产潜力,又积极转变发展方式,注重可持续性;应该是主体功能与多元功能“双发挥”的道路,在继续发挥农业为全社会提供食物等物质产品这一主体功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同时,重视发挥农业提供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传承等多元功能;应该是国内生产潜力与国外市场潜力“双挖掘”的道路,既立足国内保障粮食安全,又积极利用国外农业资源。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程度不尽相同,南方与北方、农区与牧区、平原与山区、城郊与农村农业生产条件差异很大,在农业经营组织方式、农业适度规模大小等方面不可能完全一样,全国不可能按一个模式推进农业现代化。

  环顾当今世界,无论老牌的工业化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除少数人口极少的国家外,农业都比较发达。对我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水缺、经济体量庞大的大国而言,建立起发达的农业产业至关重要。农业是与土地、水资源等资源禀赋条件密切相关的产业,各国资源禀赋条件差异较大,其农业发展的道路也各不同。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可以借鉴别国经验,但不能照搬照套。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户均土地规模仅7亩多,即便90%的农民转移出去了,留下来从事农业的农户户均规模也只有70亩,与欧美国家相比这个规模仍然小得可怜。尽管我们应该把促进土地流转集中、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抓手,但无论土地怎样流转集中,都不可能与欧美国家在土地经营规模上拼大小、在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上拼强弱。我们应该发挥农业比较优势,突出发展劳动密集型特色农产品,在产业链条上拼长短、在附加值上拼高低。

  求是网: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是相辅相成的手拉手关系。“没有新型城镇化创造条件、辐射带动,农业现代化就难以推进。”但既然强调一个“新”字,就说明过去的城镇化发展存在诸多问题。那么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的新型城镇化工作要如何推进,才能更好地助力于农业现代化呢?

  叶兴庆:我们不仅与一般国家一样在工业化城镇化初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而且还长期实行城乡二元体制,这种城乡二元体制固化和延长了城乡二元结构。受城乡二元体制掣肘,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未能相应带动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开始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主要是取消农业税、实行农业补贴、提高农产品价格,从靠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进行工业化原始积累转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但城乡二元体制依然根深蒂固,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带动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最突出的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进展缓慢,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彻底,导致农业副业化、农户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影响到农业的现代化转型。大量农业劳动力不彻底转移出去,土地无法流转集中、经营规模无法扩大,现代农业也就无从建设。为改变这种局面,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的要求,十八大进一步提出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要求。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把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作为主要任务,把彻底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作为追求目标。这与以前的城镇化相比,更有利于把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彻底解放出来,为土地流转集中、扩大经营规模创造条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新型城镇化创造条件、辐射带动,农业现代化就难以推进”。

  求是网:现代化归根结底还是人的现代化,那么农业现代化最终也要体现在“以人为本”,如同李克强总理在讲话的最后着重强调的“要坚持以人为本,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让每个农民平等享有成长进步、‘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力”。在您看来,未来我们要朝着何种方向努力,才能解决好农业现代化中“人”的问题?

  叶兴庆:目前我们推进农业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劳动力过多、农业经营规模过小、农业劳动生产率过低,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依然是主要政策取向。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谁来种地”的问题在逐步积累,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暴露。2013年全国农业从业人员中50岁以上的比重已超过40%,按此趋势发展,到2016年,我国农业从业人员中50岁以上的比重可能达到50%。由于农村每年新进入劳动年龄的新成长劳动力几乎都转向非农产业,农业从业人员几乎只有存量、没有增量,这意味着时间每延后一年,农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年龄就长一岁。再过10年、20年,我国农业从业人员就会像现在的日本一样主要由60多岁、70多岁的人组成。因此,从现在开始,在农业现代化中“人”的问题上,我们应该两手抓:一手抓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为留在农业的劳动力扩大经营规模创造条件,特别是要促进中西部地区和县域的工业化城镇化,为年龄较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向非农产业就业创造条件;一手抓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为农业现代化培养一批中坚力量,加快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努力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认定、扶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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